他爱听普通观众嘴里说的话澳门新葡亰1495app:

一百年前,一个婴儿诞生。一百年称得上漫长岁月,然而人们没有忘记他,一百年过后还在纪念他,这是为什么?他做了什么?回答很简单:他写了几部戏。正是他创作的这几部戏剧,使他今天还和我们大家在一起,进行着思想和情感上的交流。他给了戏生命,戏剧也给予他生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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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父亲的一生都和戏剧紧紧连在一起。小时候他就是个小戏迷,才三岁,母亲、我的奶奶就带他到戏院看戏,小小年纪,就被舞台的奇妙所吸引。长大一些,他和小伙伴在自家的院子里演戏,可以算作他最初的戏剧实践。上了南开中学后,他参加了南开新剧团,演戏、导戏,翻译西方戏剧,从那以后,戏剧就成了他一生的迷恋与追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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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雷雨》是他最著名的剧作,上演至今已经70多年了。我记得他和我讲过,那时候他还在南开中学念书,有一个同学叫杨善全,他和杨善全说,我有一个故事想写出来。杨善全就说,那你讲讲吧。他讲了,头绪很多,讲得很乱,杨善全没听出所以然来,只说,很复杂呀,你写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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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有人采访我爸爸,我听他对采访的人说:“你们要我讲繁漪是从哪儿来的,有什么原型?有,肯定是有,好多好多。但要我说出张家老太太,李家少奶奶,王家小姐,有什么用?讲了也是白讲,你们也不认识。《雷雨》这个名字,如果硬要我讲,雷,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,惊醒他们;雨,是天上而来的洪水,把大地洗刷干净。”我曾经陪我爸爸去过他的母校,清华大学,他是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写的《雷雨》。他指给我看他过去坐过的位子,说:“不知废了多少稿子呀,都塞在床铺下边。我写了不少的人物小传,写累了,就跑到外面,躺在草地上看天空,看悠悠的白云,湛蓝的天。”他还说,“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,他待我太好了,提供我许多书籍,还允许我闭馆之后还待在这里写作。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!”他说当时他就是想写出来,从来没有想到过发表,也没有想过演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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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还给我讲过写《家》的剧本的时候,是在四川长江边的一条小火轮上,天热极了,他是个特别爱出汗的人,汗流不止,从早上到天黑,他一句句一幕幕地写下去,笔追赶着他思路,江水拍打着船底怦怦响,就像人的心跳,没有电灯,夜晚就在油灯下写……

曹禺

在我小的时候我也看到过那样的情景,那是在铁狮子胡同的中央戏剧学院宿舍。爸爸的书房是一排小北房里的一间,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树,我和同学经常在海棠树下跳皮筋,一扭头就能看见我爸爸趴在窗前的书桌上写作。炎热的夏天,我爸爸写作时就光着膀子,那时候从没听说过空调,也没有风扇,书桌上放着一个大脸盆,里面装着一大块冰。他汗流浃背,稿纸粘在胳膊上,字迹都被汗水弄得模糊了,毫不知觉。有时候他会在屋子里走来走去,经常剧烈地挠头,就像脑袋里憋着千头万绪,只有拼命地痛快淋漓地挠头才能把它们梳理清楚。经常,他反复琢磨,念念叨叨,一遍遍读出人物的台词。我听他朗诵过“胆剑篇”和“王昭君”。他的朗读与众不同,甚至可以说不同凡响,打动我,使我不忘,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声音的存在,他用感觉读,读得那么有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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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看《北京人》的剧本,有评论家说《北京人》是曹禺创作历程中的高峰,是他写得最好的戏。作为一个编剧,我感到惊异的是,要具有怎样的感悟力,体味多少不愉快,刻骨的厌恶,埋得极深的苦痛,才能写出老太爷曾浩那样的人物,而我爸爸那时还是个青年。记得我曾经问过他写东西时的感受,他回答说:“生活中往往有许多印象,许多憧憬,总是等写到节骨眼儿就冒出来了。要我说明白是不可能的,写的时候也不可能。”我一直觉得《北京人》里每个男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,他比他们加在一起还要丰富生动。

性别:

“文革”时期,我爸爸被打倒,被揪斗。有一段时间,被关在牛棚里白天扫大街,晚上不能回家。他曾回忆说:“我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,一字不识的人,没有一点文化的人,他们真幸福,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,没有被辱骂,被抄家,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。”后来放他回家了,他把自己关在屋里,能不出门就不出门,吃大量的安眠药,完全像一个废人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我爸爸恢复了名誉,担任了很多职务,参加很多社会活动。但他最想做的是写出一个好剧本。在他的内心,他始终是一个剧作家,他的头脑就像被鞭子抽打的陀螺,一刻不停地转,我爸爸这一生从来感受不到“知足常乐”和“随遇而安”的心境。晚年的日子里,他一直为写不出东西而痛苦。这种痛苦不像“文革”时期的恐惧那样咄咄逼人,人人不可幸免。这种痛苦是只属于他自己的。我曾经反复琢磨这份痛苦的含义,我猜想: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,惟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。他知道这一点,他感到放心,甚至感到某种慰藉。然而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,他只是经常地抚摸着这把钥匙,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。直到他生病住院,身体越来越衰弱,他才一点点放弃了他的痛苦,放弃了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种强烈的写作愿望。他不再说“我要写东西”了。有时他说:“我当初应该当个老师,当个好老师,真有学问,那就好了。”他常检讨自己过去不用功,没有系统地看书。偶尔他会谈起他年轻时怎样写作,写得怎样酣畅,就像讲一个他做过的诱人的美梦。

民族:

当年我爸爸写出《雷雨》之后,给了他的好朋友、中学同学章靳以。当时章靳以、郑振铎和巴金一起在办《文学季刊》。靳以叔叔把剧本放在抽屉里,放了一年,大约因为我爸爸和他的关系太近了,反而觉得不好讲话。我曾问过我爸爸:你为什么不问问呢?他说:“那时候我真是不在乎,我知道那是好东西,站得住。”一年后,巴金伯伯看到了《雷雨》,读过后立刻决定在《文学季刊》上发表。我爸爸年轻时是那么的自信,而晚年,他不止一次地问我他写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好。我劝他不要想了,我说这不是你的事。“怎么讲?”他问我。我说出看法,“你写了剧本,尽了你的力,以后就由时间去衡量了。”

汉族

“那我的戏是不是还算经得住时间考验的?”他又问。

身高:

“你说呢?”我反问他。

生日:

他没有再说话,我相信他心里是有答案的。

1910-09-24

他曾说:“我喜欢写人,我爱人,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,我也恨人,我写过卑微、琐碎的小人。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,又多么难以理解。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:我把人说清楚了。”在他重访母校南开中学时,为中学生们讲话,他又说:“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,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,人又是非常宝贵的。人啊,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。无论做学问,做什么事情,如果把人搞不清楚,也看不明白,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。”

体重:

写人,写出人的灵魂,对人永远满怀热忱和兴趣,我想这就是我爸爸写作生涯的写照。

生肖:

记得我爸爸84岁的时候,北京人艺又演出《雷雨》,他生病住在医院里,我去看了,再到医院去看他,他问我:你觉得怎么样,能看得下去,观众坐得住吗?他爱听普通观众嘴里说的话,比如:挺有意思,真来劲,听到这样的话他最高兴。那天我告诉他剧场里很安静,我能感到那是一种全身心被吸引的安静,他听了笑了。前些天我在首都剧场看“日出”,剧场里坐得满满的,我再一次感受到那样的一种安静。我想象着我爸爸坐在观众席里,和大家一起看着台上演出的戏,随着演员的表演,心中掀起一阵阵无声的波澜。

演出结束了,演员们走出来谢幕,观众们纷纷站立起来,齐声鼓掌,他们的掌声和情绪让他知道,他没有辜负他们的期望,他们被他的戏打动,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。对于我爸爸,一位剧作家,这是多么幸福的时刻。

国籍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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